社会信用立法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发布时间:2020-11-11 13:59 阅读次数:

为加快推动社会信用立法进程,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会同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组建了社会信用立法工作小组,
从信用立法中涉及的相关基本概念原则、信用信息管理、信用奖惩机制、信用环境建设、
信用主体权益保护和信用修复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8月28日,社会信用立法工作小组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
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教授作“社会信用立法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主题报告。
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副主任门立群主持报告会,
国家发改委财金司、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等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王伟教授就信用立法模式、信用信息管理、失信惩戒机制 、信用修复、
信用评价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结合域外信用立法经验,
深刻剖析了我国社会信用立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王伟认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要环节,实现社会信用法治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化的基础和关键。
主题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员就信用立法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讨论。
王伟介绍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目前社会信用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外部法律环境已经基本成熟。
截至2018年,我国除宪法外,国家有效法律263件,行政法规755件,此外还有大量的部门规章、
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等。这些立法为社会成员履约、守法提供了法律遵循,
尤其是民法总则、合同法等法律制度,对于诚信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社会信用立法体系正在形成,征信业管理条例、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立法确立了相关领域信用建设的法律准绳,反不正当竞争法、
电子商务法等立法也确立了信用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上海、湖北、浙江、河北、陕西等地方制定的地方性立法,
为社会信用上位法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反哺了上位法的制定。
第三,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包括信用信息的采集、公示、共享,
联合惩戒机制,信息技术支撑等社会信用实践更加丰富,信用立法的社会基础更加扎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社会信用立法条件基本成熟。
目前,社会各界对社会信用立法的需求非常强烈,而我们的立法还滞后于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
”王伟说,由于欠缺信用建设基本法,导致信用建设缺乏法律价值方面的引领,
在当前的信用实践和信用监管活动的过程中,大家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信用立法的有效供给不足。
王伟认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概念及其外延已经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信用。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信用法采取何种模式,还有着不同的争论,主要体现为两类观点:第一种模式是整体立法模式,
即社会信用法应当既包括民商事主体的信用问题,也包括公权力主体的信用问题。
这个立法模式突出强调公权力主体也要诚实守信,把公权力主体作为信用约束的重要对象。
第二种模式是分别立法模式,即社会信用法只规定民商事主体的信用问题,
更狭义的观点则认为社会信用法应当仅仅调整民商事主体的经济信用。
“我们在起草社会信用法专家建议稿的过程中,尝试采取整体立法模式。”王伟说。
“社会信用法的基本定位是社会信用建设的基本法、龙头法,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信用建设的一部母法。
”王伟认为,社会信用法具有公私融合的特征,经济治理是其核心内容,同时也担负着相应的社会治理功能。
王伟建议,社会信用立法要重点处理好个体、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关系。
在个体层面,要注重保障私权,维护信用权益,失信之后要有信用修复和其他救济机制;在社会层面,
要使公众有机会借助于信用信息的披露(包括公开、查询等方式)去观察和识别某一主体的诚信状态,
强化信用的社会共治,从而增进社会理性和社会信任;在政府层面,立法要有效约束公权力。
目前,社会信用立法已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据悉,相关工作正在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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